飞虹化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另一方面，它又要发现和指出不同民族国家法律的异同及其历史、文化和社会原因，寻求各民族国家法律最大程度和最普遍的和谐，并在此基础上使本国法律尽可能地接受吸纳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与原则，最终完成设计和构造出一种世界共同法或普遍法的崇高人类使命。

宪法上规定的自由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保障事实自由。【摘要】基本权利条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依赖于立法者对其进行具体化。

在刑法领域，也存在基本权利的冲突。选举程序的具体规定，也是选举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15]既然人有理性，那么，个人也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首先体现为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三、基本权利保障立法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上文揭示，立法者应当对基本权利的内容、限制和救济三个方面作出规定，确保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符合宪法的最低要求。对于来自私人的侵犯，目前立法者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公民可以通过民事和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利。

根据该条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构成寻衅滋事行为。[18]胡锦光、王锴和上官丕亮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较为宽泛。(2)注重理解的创造性，强调理解要对传统开放，对解释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

真可谓顺者昌，逆者亡，限制了人们思维活动的空间，导致了人们创造力的衰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灾难式的人性摧残和思维方式的压制，是一种阶级本质的暴政，因而必须加以消解。他们主张，哲学家（包括法学家）必须警惕这种方式，即认为语言特别是哲学上传统使用的技术性行语，本身可以成为哲学家关于世界性质问题的来源。我们正在用对词的认识来深化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这种对确定性、先验基础以及绝对论据屈从的定式化思维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导致对社会极权逆来顺受的人格结构，阿尔多诺严正地指出‘极力想证明真理具有一种超人类的，必须予以承认的客观性，这种做法或许也同时助长了人们对某种超人类的社会权威，某个超级领袖的认可和屈从。

究其原因，当然与学者的学术素养的欠缺有关联，但更多的原因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缺陷——忽视了语义分析的语言学转向的研究范式。）因而必须进行系谱学范式的转向。

），一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注：引自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而且，相对于现代本质主义逻辑来说，它还是一种颠覆逻辑，倾向于把理性、总体性共识、社会系统等概念视为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并予以颠覆和拒斥。

其最终结果是，这种把理论思维和法学研究变成了具有阶级性的经院哲学式的论题和问题的作法，在郑先生看来，这不仅会得出违背常识的荒谬结论，而且还会导致更为深远的消极后果：一个是舍本逐末，把理论思维变成无谓的推理游戏，败坏了阶级分析这一科学方法的声誉，另一个是使整个理论体系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弹性，从而最终使之演变为一种庸俗、刻板并束缚思想的意识形态和虚假观念。），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意味着传统法学研究范式所荷载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上的转向，即必须应对后现代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挑战进行必要的价值取向、精神旨趣上的修正和完善，但绝不简单的放弃，恰恰相反，它们应当互相参照、融合，共同走向后现代。这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方法，拒绝任何超验的视角和必然的一致性标准，向普遍必然性挑战，揭示和阐释认识的偶然性，任何一般性、永恒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它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历史的开始和终结的过程，因而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对于象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这类人类现象的描述必须包括对所描述的情况的理解，就象要解释和理解其行为的行为人对情况的理解一样。

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却是，主体仅是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主体性只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物，意义也不再是自主主体的清晰意向的产物。（一）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释义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

这意味着放弃长期以来的纠缠于法学研究范式中的永恒的阶级本质观，不再强求由一种日常现象一定抽象出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也不再从一种抽象的本质形而上学思维中去理解法学研究，那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神化法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使法学研究缺乏生机和活力。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知范式和司空见惯、不言自喻的思维模式，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体验世界。

如此说来，作为后现代范式转向的一部分的法学研究方式当然就意味着如下命题和要义：首先，法学研究范式必须超越概念法学的定式化思维范式。3.人们之间对话与交流应当是平等、开放的，而非强制以及外在规定的限制，依靠的是彼此间理性、自由的论辩来征服人而非其他。） 这样一种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对法学研究范式转向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考察语言这一幽灵，从而为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导致如下法学上真正的后现代转向：打破了传统法律王国的信念，消解了法学语言的话语神秘，从而解开了法律实践与其他各种实践的关系。在这样的后现代语言学转向的前提下，就使人们将法学研究从凯尔逊所依据的旧有认识论结构中摆脱了出来，成功地从新的认识论基础出发来重新理解法固有的问题或论题。这种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在他看来，凡是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前者是语言的物质表现形式部分，后者指称观念所载的价值部分，而语言是一种先于人的存在，因而人不再是意义的主宰，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其实，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观念性范畴，其研究范式也有独特的论题、话语系统和价值荷载，它不是贴标签而来的，它有自己的谱系学出处和建构，也有自己的谱系学的分析模式。

毕竟法学与其他学科存有一系列双边论题或多边论题，它需要与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行为科学等学科进行沟通、对话和合作。也即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意义。

因而，未来的法律讨论，是也必然是：横跨互相不可通约的多个议论领域、多个语言游戏的争论（中山龙一语）而非其他。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的）法学概念、范畴研究以至重大的法学争论中，有很多意见对立的场合……争论的原因和焦点往往是由概念、范畴的歧义引起的，但如果参与讨论的双方善于运用语义分析方法，找出同一词语、概念、命题的语言差度……有些争论是可以得到避免或得到澄清与解决的（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依笔者的理解，由于自治维度已不足为奇，先生的远见似是强调开放维度——大胆运用新的跨学科的语言论域为法学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手段。一、解题 我们一直以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很快引起世界瞩目，并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泛文化思潮，而且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大众性话题转化成一个人文科学领域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论题，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声势浩大，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系列新颖的思维方法，一场学术范式和思维理论范式上的方法性哥白尼式革命。

（注：［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49-50页。所谓系谱学(genealogy)是指为了了解今天而对过去进行探索的应急性历史。因而自从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运用纯粹理性对概念进行分析就能达到世界的认识被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动摇以来，科学对我们来说就再也不是理性科学而无非是经验科学了。） 二、后现代主要方法概览 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和反省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境中产生的，是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撞击和兼容，反叛和承续，因此有学者断言，后现代主义从定义上无从把握，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

在哈特看来，法律的词语、概念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注：引自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当这种方法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其目的在于说明研究历史和社会领域需要运用与研究自然现象不同的方法。

）因而福柯的系谱学着重于考察破裂之物、中断之物，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法的知识，并反对关于某个统一的理论实体的各种声言，在他看来，那些声言打着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的某种真知识和某种随意性观念的含义……而那个理论实体则会被认为是不断走向优化、层系化和有序化。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知范式和司空见惯、不言自喻的思维模式，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体验世界。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各种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文本(text)作为社会存在、历史经验、社会生活方式的表达，其意义不能用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式去注释或诠释，而应通过对被表达对象的体验去揭示。恰恰相反，应转而关注并恢复从人类整体活动的生活场境中去理解法学研究，强调从以往法学研究的暗处敞开一片光明，所以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非终极化的特征。）也就是说，解构这种批评活动是把统一的东西重新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式部件。） 哈特之后，进行这样的语言学转向研究法律的是兴起于70年代的批判法****动的一个分支：受福柯等启发的P古德瑞契对判决、法律史料的实证的语言分析——这就是有意识地依据隔开一定距离的观点，把法律理解为与经济、伦理、美学等相并列的一个语言空间、议论领域，并尝试从与其他语言领域的关系上来理解法律推理模式、法学特有的词汇体系等法律内部结构。

如前所述，在后现代方法看来，传统语言工具观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语言观，人具有支配地位，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上先在，语言只是反映、体现人的意志的工具，是后在。（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所谓视角主义，它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叙述和局部性观点。正因如此，理查德·波斯纳指出：法律王国信念，已经死亡。

因而自从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运用纯粹理性对概念进行分析就能达到世界的认识被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动摇以来，科学对我们来说就再也不是理性科学而无非是经验科学了。走出定式化思维，意味着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和研究视角的多重，进而促使法学研究新世纪的繁荣，毕竟制度可以修正，变更甚至废弃，但方法将永远存在（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第9页。